余光中：論民初的遊記

論民初的遊記

余光中

　　山水遊記的成就，清人不如明人，民國初年的作家更不如清。民初作家裡有許多留學生，或去日本，或去美歐，不但長征萬里，而且久客經年，只要把所歷描述出來，就是一部部「西遊記」或「東遊記」了。何況現代的交通比起古代來大為便捷，舟車勞頓減輕了許多，不像陸游在八百年前從山陰（今之紹興）去夔州赴任，途中跋涉了七個多月。空間擴大，時間減少，在觀光成為「事業」的現代，照理遊記應該眼界一寬，佳作更多才對。實際卻不然。

　　一個原因，是現代人的縮地術雖然快了，不幸在工業時代生活的節奏也快了，忙人怎能領略閒山水呢？加以交通方式一快，「途中」所見就少而又草，不能像陸游那麼從容欣賞。那麼多留學生去了那麼多國家，在旅遊文學的成績上反而不如古代的讀書人在赴試、上任、貶謫之餘的表現。

　　另一個原因，是現代人的文筆不如古人。早期新文學的白話文正是青黃不接，在作家的筆下稚氣未除，一般散文都欠精鍊，遊記當然也不例外。當時的許多作家寫起散文來，誤把草率當成自由，不但風格蕪雜，結構散漫，甚至造句分段都有問題。這樣子寫成的遊記並不在少數，所以要指望當時的遊記能追上明人，未免太奢。何況再美的風景，再熱鬧的街市，都可以交給照相機去記錄，不必像古人那樣要寫進文章畫進圖畫裡去，所以今人就更懶得寫什麼遊記了。幸好徐霞客沒有照相機，否則他的遊記裡圖多文少，文學價值必然大減。

　　李白詩云：「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霞明滅或可睹。」古人要去外國旅行談何容易，所以《佛國記》、《真臘風土記》一類的大遊記為世所珍。可是今人旅覽外國的遊記，從《歐遊心影錄》到現在，卻多不勝數。這一點當然是今勝於古，可是這些域外遊記裡真正的佳作不多，能像〈我所知道的康橋〉，已經罕見。徐志摩的這篇名作眾口交譽，其實不是一篇無懈可擊的平衡之作（註1）。〈我所知道的康橋〉共分四段，一段比一段好，可謂漸入佳境。第三段和第四段寫康橋的景色，感性十足，是此文精華所在。第一段的敘事平平；第二段的議論不太警策，文字則西化而拖沓。如果細加分析，就會發現第四段中還發了一番議論，同樣不夠練達。徐志摩是一位感性很強的浪漫詩人，但是議論，即使是抒情文章中的議論，卻並非所長。這一點表示他的知性不足，至少不足以撐持感性文章的邏輯骨架，也表示他在感性和知性的調和上，不能像蘇軾那一等級的散文家那樣收發自如。〈巴黎的鱗爪〉是徐志摩頗用氣力的一篇萬字長文，如果結構得好，再用適度的知性提挈筋脈，當能成為更可觀的遊記。然而我們見到的〈巴黎的鱗爪〉卻是一篇龐雜紛繁的文章，既非遊記，也非小說，甚至也不是脈絡明暢的美文：感性十足的部分頗有妙思與佳句，但一涉及說理，便露出鬆軟稚嫩的弱點，尤其擺不脫直接對讀者閒聊的爛漫語氣。杜牧的散文同樣是詩人的散文，可是〈阿房宮賦〉的邏輯張力就十分之強：此文前半段經營感性，濃烈迷人，誠然是十足的美文；後半段自「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起，感性不衰、知性卻逐漸加強，議論縱橫而不失之抽象，真是能感能議的傑作。許多感性氾濫的美文作家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鞭辟入裡的邏輯張力，也是一種美。如果散文是一把秤，感性的秤盤裡不妨加重，但知性的秤錘應該維持平衡。

　　民初散文有種種缺點，語言不精純是其一端。當時的作家，有的從文言裡剛放出來，對白話有點手足無措；有的卻立刻掉進西化裡去，對西文句法不知化解。前者形成文白夾雜，後者則中西相抵。下面是從域外遊記裡摘出來的兩例，說明了高明如任公也難逃時代的通病。

　　凡爾登市是怎麼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若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俾拿來聯想比較，或可仿佛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反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梁啟超：〈凡爾登〉）

　　當高君說要領我們去吃中國飯的時候，我立刻就跳起來贊成。我真料不到這裡會有中國飯館，在這中國人很不佔勢的巴黎。我是多麼想吃故鄉的東西啊，在吃了三四十天西餐之後。（徐霞村：〈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在同一篇文章裡描述火車在塞納河谷駛過，寫景也平平無甚可觀。也許域外遊記寫域外景色，不便和古人寫的華山夏水比較，但是同樣是寫本土之景，民初的遊記，甚至今日許多名作家的遊記，卻不如古人。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裡，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徐蔚南：〈山陰道上〉）

這一篇山陰道上的遊記，寫景平庸，並不令人應接不暇。山陰，就是今日的紹興。同樣是寫浙江的落日，徐蔚南的這一段怎麼能跟晚明王思任寫夕照的美文〈小洋〉相比呢？王思任的色感豐富而有層次，光是紅就有「胭脂初從火出」、「腥紅雲」、「赤瑪瑙」、「出爐銀紅」等等層次，徐蔚南的紅只有「血色」；王思任的山呈現「鸚綠、鴉背青、老瓜皮色」三種獨特的色調，徐蔚南的山只是「青山」。在同一文中，徐蔚南筆下的雲，論形論色，都不可觀；後面接著的「知性句」也沒有什麼高見：

　　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卷一卷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裡：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秘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才能看見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山陰的雲在徐氏筆下如此，廬山的雲在豐子愷的筆下也不太動人。豐子愷遊廬山十天，寫了一篇〈廬山面目〉，重點仍在他散文中常見的淡淡抒情和娓娓敘事，但對名山之美卻很少著筆，偶爾寫景，也少感性。山上十日，他的興趣卻在人物，四分之一的篇幅用來敘述一位綽號濟公活佛的遊客。「我只記得他（濟公活佛）說有一次獨自走到一個古塔的頂上，那裡面跳出一隻黃鼠狼來。他打湖州白說：『渠被俉嚇了一嚇，俉也被渠嚇了一嚇！』我覺得這簡直是詩，不過沒有押韻。」像這樣充滿情趣的敘事，是遊記中最動人的片段。但是遇到寫景的時候，豐子愷卻顯得有點敷衍，只用成語來充想像：「山光照檻，雲樹滿窗，塵囂絕跡，涼生枕簟，倒是真正的避暑。」廬山的雲無端而來，忽然而去，最是奇觀，但到了豐氏筆下，卻有點令人失望：

　　憑窗遠眺，但見近處古木參天，綠陰蔽日；遠處崗巒起伏，白雲出沒。有時一帶樹林忽然不見，變成了一片雲海；有時一片白雲忽然消散，變成了許多樓台。正在凝望之間，一朵白雲冉冉而來，鑽進了我們的房間裡。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開窗戶，歡迎它進來共住；但我猶未免為俗人，連忙關窗謝客。（豐子愷：〈廬山面目〉）

同樣的雲，一到了清朝散文家惲敬的筆端，便神態飛揚起來；

　　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峰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峰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為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繚之。忽峰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為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徑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為聚仙亭、文殊岩。岩上俯視，石峰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岩上，盡天地為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東至佛手岩，行沉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為雨，酒衣袂。（惲敬：〈遊廬山後記〉）

　　郁達夫在民初的作家裡，是擅寫古典詩的高手，照理寫起遊記來，應該長於寫景，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賞〉一文中，他暢論大自然對人性的提升之功，認為欣賞藝術有待修養，但大自然之美人人都會領略。他說：「大抵山水佳處，總是自然景物的美點發揮得最完美，最深刻的地方；孔夫子到了川上，就覺悟到了他的栖栖一代，獵官求仕之非；太史公遊覽了名山大川，然後才死心塌地，去發憤而著書，從知我們平時所感受不到的自然的威力，到了山高水長的風景聚處，就會得同電光石火一樣，閃耀到我們的性靈上來……所以要想欣賞自然的人，我想第一著還是先上山水優秀的地方訓練耳目，最為適當。」在同一文中，他甚至認為「中國貪官污吏的輩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設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許是在於為政者的眛了良心，忽略了自然之所致。」

　　郁達夫的這一番話我們未必同意。例如太史公發憤著書，是因為受刑之辱，而不是遊夠了名山大川。司馬遷準備做史官，當然要了解地理，考察史蹟，所以著書的動機是因，旅遊是果，到了後來，旅遊的印象又助長了他的文氣。至於「發憤」著書，則是政治上挫折肉體上受創的關係。而把政治的弊病歸因於權貴的遠違自然，更是可愛然而天真的說法。儘管如此，郁達夫十分著重自然之美對性靈的誘導，是顯然的。他的散文裡有不少寫景之作，更有遊記多篇；其中〈釣台的春晝〉長五千餘字，寫景、抒情、議論三者並勝，文中雖然屢見冗句敗筆，但前段夜遊桐君山道觀，後段晝遊釣台，均有佳妙，一結頗有餘音。但另一篇〈仙霞記險〉就差得多，不但冗句常見，而且寫景平庸，所經所歷也稱不上題目所標的「險」字：

　　轉一個彎，變一番景色，上一條嶺，闢一個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們在仙霞山中，龍溪岸上，自北去南，因為要繞過仙霞關去，汽車足足走了有一個多鐘頭的山路。山的高，水的深，與夫彎的多，路的險，不折不扣地說將出來，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澗，起碼總要超過三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試車路的崎嶇，要將性命和命運去拼拼，想嘗一嘗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冒險異味的人，仙霞嶺不可不到……（郁達夫；仙霞紀險）

這實在是平面的寫法：排比的句法並沒有提供什麼生動的形象和突兀的音調，把當時的感性傳給我們。那麼多險彎，為什麼不舉一個實例來看看呢？再引徐霞客登仙霞嶺的一段以資比較：

　　冒雨為龍洞遊，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磧而上。霧滃棘銛，芾石籠崖，獰惡如奇鬼。穿簇透峽，窈窕者，益之詭而藏其險；屼嵲者，益之險而斂其高……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乃下。余猶側佇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挑燈遍矚而出。石隘處，上逼下礙，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幾恐其與石為一也。既出，歡若更生。（徐霞客：〈閩遊日記後〉）

　　比起徐霞客來，大半的遊記作者都只能算是公子遊春而已。這一段比起郁達夫來，無論在經驗或文字上，都勝出許多，顯得民初的作家行文草率，感性貧弱，遜於古人（註 2）。我們應該記得，徐霞客的日記是每天在跋涉之餘才執筆的，既限於體力，又迫於時間，更不是在什麼明窗淨几的書齋。其毅力與天才，令人欽佩。民初的遊記，寫景的感性不如古人，敘事的條理也似乎較遜。俞平伯寫了好幾篇遊記，其中〈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長達三千多字，也曾收人一些散文選裡。此文前面的三分之一，解釋杭州人何以要在那一夜擠去西湖，條清理暢，娓娓可誦。不幸後文一人俞平伯遊湖的親身敘事，文章便散漫而零碎，遊程既亂，遊伴也似乎出沒無常，中間還夾上英文代名的什麼 H 君啦，Y 小姐啦，令人讀來吃力而泛味。最奇怪的是，到了文末又出現了一位 L 君，也不知道是不是前面那位 L 小姐變的。但是同一題材的遊記，例如袁宏道的〈晚遊六橋待月記〉和張岱的〈西湖七月半〉，敘事的條理就清楚多了。袁宏道的遊記，於季節為春，於一日為朝夕，時間交代得十分清楚。張岱的一篇，先把遊客分成五類，逐一刻劃，再依時間順序描寫俗人如何巳出酉歸，擠成一團，雅人又如何從容欣賞月色：人物、景色、時間、地點，無不明確。

　　秦淮河裡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著笨，就是覺著簡陋，侷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朱自清：〈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這是朱自清長篇遊記接近開頭的一段，敘事就不夠精彩，欠缺波瀾。「甲比乙、丙好，比丁好，比戊也好」；這是平鋪直敘的流水賬，句法太隨便了。「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這種西化句法把弱句放在強句之後，不但氣疲，而且還易引起誤會。「如秦淮河的船一樣」是指「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呢，還是「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呢？如果改成「都不能像秦淮河的船這樣引起乘客的情韻」，就明白得多。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遊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遊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遊者，曰秦淮，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遊者，曰烏龍，在城內，舉舁即造，士女非實有事於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譚元春：〈初遊烏龍潭記〉）

白門，就是今之南京。所以譚元春的遊記和朱自清的，是同一題材；可是譚文的敘事，句法緊湊，條理分明，遠勝朱文。譚文也有多項比較，但在分析之中富於變化，起伏開闔，大有可觀。譚文的結構呈輻射狀，比朱文的直串多姿：他先提圓心的轂（水），然後舉半徑的輻（磯、湖、河、潭），然後就地點之遠近分析圓周上各點（燕子磯、莫愁湖、玄武湖、秦淮河、烏龍潭）的優劣，一氣呵成，文勢暢捷之中有頓挫。

　　還有一類民初的遊記，文字倒也穩妥平實，只因所遊名勝歷來題詠已多，於是連篇累牘大引前人詩文，務使一景一物皆得印證；其結果是整篇遊記晃動著古人的影子，好像不是自己在登山覽水。試看明清的好遊記，有多少是這麼東引西錄的呢？像鍾敬文的〈太湖遊記〉和周瘦鵑的〈新西湖〉，都有這個毛病。

　　新文學運動以來，不但廢止了文言，改用白話來創作，連古典文學也受到冷落，甚至受到否定，不是說文字已經僵化，就是說內容封建有毒。一般新作者貿貿然拋棄了古典的傳統，卻又無力吸收並消化外國文學的菁華，往往就在前無古人旁無西人的真空地帶。只憑幾本不太可靠不太可讀的譯文，和時人所謂的名家之作，來充取法的典範；才高思敏的少數，或許可望青出於藍，但是一般起步的作者，恐怕就會終身陷在其中。要寫好散文，只讀二、三十年代的所謂範文名篇，絕對不夠。坊間的散文選所收的作品，水準不齊，大致而言，平庸之作頗多，甚至也有中下之品，而佳作之中多為瑜不掩瑕，要求條理明暢，文采動人，氣勢磅礴或韻味深永如古典大家的傑作，十不得一。還有一些類書選集，草草輯成，竟然聲稱可供青年寫景、敘事、抒情等等效法，真是幼稚。

　　新文學的散文真能勝過古文嗎？在議論文、雜文、和人情世故生活趣味的小品文上，也許接近古人；但在寫景敘事的感性上，還罕見能追古典文學的水準。至少民初的散文家不能在這方面跟唐宋大家甚至明清的名家較量；至少以感性為重的遊記，到民初是退步了。現代人在自然科學上是進步了，但對於大自然本身，亦即古人所謂的造化，卻日漸疏遠了。像徐霞客、潘耒那樣饕山餮水餐煙宿霞的癖好，已經不可能求之於今人。而在另一方面，新文學的散文家，尤其是民初的一些，口頭鄙古卻又擺不脫古人的影響，奢言師西卻又得不到西方的真諦，加以下筆輕易，既不推敲文字，又不經營結構，要求他們在感性藝術上有所建樹，也是奢望了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附註：

　　1. 徐氏此文的一些疵句，我在〈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一文中曾有分析：文見拙著《分水嶺上》頁一二三至一三四。

　　2. 郁達夫的文字頗多瑕疵。〈釣台的春晝〉裡有這樣的劣句：「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蕭條的，卻是桐君山腳下的那一隊花船的失去了蹤影。」郁氏原意該是：「桐君山腳下的那一隊花船失去了蹤影，尤其使旅客感到蕭條。」同文中還有這種詞意犯重的句子：「船到桐廬，已經是燈火微明的黃昏時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碼頭近邊的一家旅館高樓上借了一宵宿。」又一例為「倘使我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以養天年，那還要什麼的高官厚祿……」在〈仙霞紀險〉一文中，又有這樣累贅拙笨的句子：「搜尋了好幾處，才找到了一所基幹隊駐劄在那裡的處所。」另有一段文字更加冗贅：「重回到小竿嶺的那個隘口的時候，幾刻鐘前曾經盤問我們過，幸虧有了陳萬里先生的那個徽章證明，才安然放我們過去的那個捧大刀的守衛兵，卻笑着對我們說：『你們就回去了麼？』回來一過此口，已經入了安全地帶，我們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打算爬上山去，親眼去看一看那座也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宋史浩方把石路鋪起來的仙霞關口。」毛病十分刺眼：「守衛兵」前面堆砌了四十二字的形容詞：「仙霞關口」前面則堆了二十六字。這種種毛病，在早期新文學名家筆下，多不勝數。

　　3. 朱自清此文毛病亦多，文首就有這麼一個累贅句：「於是槳聲汩——汩，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著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我有長文〈論朱自清的散文〉，收在拙著《青青邊愁》裡，可以參閱。

摘自《從徐霞客到梵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