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外文系這一行

外文系這一行

余光中

　　我曾經是外文系的學生，現在我是外文系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覺裡，我永遠是外文系的學生，我學的是這一行，幹的是這一行，迷的也是這一行。三位一體，我的快樂便在其中。對於自己當初的抉擇，我從未懊悔過。

　　我曾經考取過五家大學的外文系：北大、金大、廈大、臺大、師院（即師大前身）。北大沒有進成，因為當時北方不寧，可是對於考取北大這件事，直到現在，我還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師院也沒有去，因為同時考取了臺大。不過和師院的緣分，並未因此斷絕；自從做講師以來，我始終沒有脫離過師大。梁實秋先生對英千里先生嘗戲謂我是「楚材晉用」。楚人顯然不急於收回這塊「楚材」，因為我回到母校去兼課，已經是畢業後十四年的事了。至於「晉用」，也有一段「秘辛」：我任師大的講師，先後垂八年之久，這在儒林正史上雖然不算最高紀錄，相去恐亦不遠了。「蹭蹬」了這麼久，事實上還是該怪自己不善於填表格，辦手續。最後，還是先做了美國的副教授，才升為中國的副教授的，「楚材晉用」變成了「夏材夷用」，很有一點「遠交近攻」的意味。

　　我的外文系老師，包括英千里、蘇維熊、黎烈文、梁實秋、趙麗蓮、曾約農、黃瓊玖和吳炳鍾。最前面的三位不幸作古；最後面的一位是電視名人，他的一張「娃娃臉」很是年輕。「吳炳鍾也教過你嗎？」是朋友們常有的反應。

　　不過，在語文上影響我最大，大得使我決定唸外文系的，卻是在中學時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師孫良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學外文系，發音清暢，教課認真，改起卷子來尤其仔細。在班上，他對我一直鼓勵多於呵責，而且堅信自己這位學生將來一定會有「成就」。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時代的恩師是不是還在大陸，甚至還在世上，已經十分渺茫，雖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誨，和嚴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種神情，猶迴盪在我的心中。時常，面對著自己滿架的著作和翻譯，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把這些書親手捧給孫老師看。

　　現在輪到自己背負黑板，面對下面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種輪迴的感覺。輪到自己來教英詩，恰恰也在臺大文學院樓下的那間大教室。一面朗吟莎髯的十四行，一面打量左邊角落裡的那位學生，可是我並沒有看見她，我只是在搜尋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個不快樂其實也並不憂愁的青年。一面朗吟，一面在想，十六年前坐在這講臺上的英先生，心裡在想些什麼，講到這一首的時候，他的詮譯是什麼？

　　十多年來，我教過的科目，包括英國文學史、比較文學、散文、翻譯、英詩和現代詩，儘管自己寫的是現代詩，最樂意教的卻是古典的英詩。一位充實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動聽的講師：後者不但要了然於心，而且要豁然於口。一位成功的講師應該是一個巫師，唸唸有詞，在神人之間溝通兩個世界，春秋佳日，寂寂無風的上午，面對臺下那些年輕的臉龐，娓娓施術，召來濟慈羞怯低迴的靈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們的身上。吟誦之際，鏗然揚起所謂金石之聲，那真是一種最過癮的經驗。一堂課後，如果毫無參加了召魂會（séance）的感覺，該是一種失敗，詩，是經驗的分享，只宜傳染，不宜傳授。

　　詩人而來教詩，好處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種種理論，皆有切身經驗作為後盾。缺點至少有二：第一，詩人富於經驗，但不盡巧於理論；長於綜合，但不盡擅於分析，也就是說，作家未必就是學者。第二，詩人論詩，難免主觀：風格相近，則欣然引為同道；風格相遠，則怫然斥為異端。知性主義的名詩人奧登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引言中曾說，雪萊的詩，他一首也不喜歡，雖然他明知雪萊是大詩人。知道詩人有這種偏見，我在講授英詩的時候，就竭力避免主觀的論斷，在時代和派別的選擇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傾向。我的任務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紹給學生認識，至於進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們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學教授私下交談，常有一項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無論你多麼苦口婆心或者繡口錦心，臺下儼然危坐的學生之中。真正心領神會的，永遠只有那麼三五個人。對於其餘的聽眾，下課的鐘聲恐怕比史雲朋的音韻更為悅耳吧。「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事實上，只要有這麼三五個知音，這堂課講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隨風」了。

　　幾乎每次演講，都有人會問我，英詩，或者一般的英國文學，該怎麼研讀。如果他是外文系的學生，我會為他指出三條途徑。如果他志在語言而不在文學，則欣賞欣賞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學的學者，就必須博覽群籍，認真而持續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則他只要找到能啟發他滋潤他的先驅大師就行了。對於一位學者，文學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達到。對於一位作家，文學的研究只是一項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須用到未來的創作裡，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脫胎換骨，推陳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學者，必須熟悉自己這一行的來龍去脈，行話幫規，必須在紛然雜陳的知識之中，整理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會這些；他只要選擇自己需要的養分，善加吸取便可。學者把大師之鳥剝製成可以把玩諦視的標本，作家把大師之蛋孵成自己的鳥。

　　二十年來，臺大外文系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其他大學的外文系，產生的作家雖然少些，可是仍然多於中文系。平均說來，中文系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系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系面對這個現象，有一個現成的答覆：中文系不是作家的培養所。誠然誠然。可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外文系就是作家的培養所嗎？同樣都無意培養作家，為什麼外文系柳自成蔭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系沒有所謂道統的包袱，文學就是文學，界限分明，無須向哲學和史學的經典俯首稱臣；其二可能是外文系研究的對象、既然是外國文學、則訓詁考據等事，天經地義該讓外國學者自己去做。我們樂得欣賞詞章，唯美是務；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國文學，便多了一個立腳點，在比較文學的角度上，回顧本國的文學傳統，對於廬山面目較易產生新的認識，截長補短，他山之石也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系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觀念，一切作風理應比較民主、開放，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就較有彈性，略多溝通吧。

　　盡管如此，作家仍屬可遇難求，我們無法責成外文系供應作家，但至少可以要求外文系多培養一些學者，譬如說，外文系就應該多出一些批評家。至於翻譯家的培養，當仁不讓，更是外文系的天職。今日文壇的學術水準如要提高，充實這兩方面的人才，應該是首要之務。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於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準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系學生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彆扭，可以說大半起因於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這一點，外文系的學生要特別注意。理論上來說，外文系的人憑藉的是外文。可是實際上，外文出身而兼翻譯的人，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外文系的翻譯一課，系方和學生似乎都不夠重視。其實它日後對學生的影響非常重大。同時，這一課的教授，絕非僅通英文的泛泛之輩所能勝任。

　　我國文化的傳統，由於崇古和崇拜權威，頗有鼓勵人「述而不作」的傾向。目前大專教授升等。規定只能憑藉論述，而不得用創作或翻譯代替，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在作崇。事實上，中文、外文、藝術、音樂、戲劇等系的教授，能夠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勝，不也同樣可以鼓舞學生嗎？中文系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鍾嶸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同時，與其要李白繳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論文，何不讓他多吟幾篇〈遠別離〉之類的傑作呢？

　　外文系和上述的其他各系一樣，如果永遠守住「述而不作」的陣地，只能算是一種消極的姿態。假設有這麼一位狄更斯的權威某某教授，把他生平所學傳授給高足某某。這位高足去國外留學，專攻的也是狄更斯，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二世，二世的高足出國留學，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三世……師生如此相傳，成為外國傳統忠誠的守護人，這樣當然很高級，也很夠學術，問題在於：這樣子的「學術輪迴制」究竟為中國的小說增加了什麼呢？上述其他各系的人也不妨反躬自問：他們為中國的這一種藝術增加了一些什麼？以音樂系為例，多年來一直是三B的天下，現在可能加上巴爾托克、貝爾克和巴爾伯，可是中國的現代音樂在哪裡呢？小市民聽的是國語歌曲，知識青年聽的是西方的熱門音樂，學院裡提倡的是西方的古典音樂。少數的作曲家如許常惠等，確是在創造中國的新音樂，可是一般人不要聽，而要聽的少數卻不常聽得到，成為濟慈所謂的「無聲的旋律」。

　　「我為中國的新文學做了些什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的結果，我只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獻給同行，也用以質問我自己。

——一九七二年元月三十日

摘自《余光中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