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代中文報導現代生活
余光中
如果說，電視是現代人的眼睛，而廣播是現代人的耳朵，那麼，報紙就應該是我們的千里眼兼順風耳了。在時效方面，報紙每天出版一次，看得沒有電視那麼快，也不像廣播聽得那麼迅速。可是映像和音波一縱即逝，太緊張太短暫了，不像報紙握在手裡，當天固然可以從容閱讀，事後也可以保存，留待將來參考。同時，報紙的價錢便宜，訂一份報紙二十年的代價，比買一架電視機還要節省。電視機和收音機不免需要修理，報紙的讀者沒有這種煩惱。電視機和收音機，往往成為噪音的來源，報紙，卻是最安靜的大眾傳播工具。
比起電視和廣播來，報紙確實是資歷最久的大眾傳播事業。如果說，電視和廣播更富於現代科技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報紙的文化背景比較悠遠，文化氣質也比較濃厚。在近代中國，報紙常常成為所謂「書生論政」的講壇，梁啟超、張季鸞的風骨已經成為我國報人的傳統精神。可是目前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知識的爆發，生活的繁複，使得書生的一枝筆無法面面兼顧。同時，民主時代的新聞報導和社會教育，要求的是客觀和普及，更不容書生之筆在高速印刷機畔從容「生花」。中文報紙要把現代人的生活報導得客觀而又普及，就不能不用所謂「現代中文」了。
什麼才是現代中文呢？所謂現代中文，應該是寫給現代中國人看的一種文字。這種文字必須乾淨，因為不乾淨就不可能客觀，同時必須平易，因為不平易就不可能普及。一篇報導的文字，既不客觀，又不普及，怎能忠實反映現代人的生活？不客觀，就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不普及、就失去了家喻戶曉的民主意義。科學和民主，正是現代生活的兩大支柱，不科學也不民主的文字，當然不能成為現代中文。
分秒必爭的電視和廣播，尤其是電視。為了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新聞報導給觀眾和聽眾，自然要用最直接最有效的口語。相形之下，報紙上使用的文字就顯得太文了一點。事實上，目前中文報紙習用已久的不少語彙，都可以改得更淺白一些。像最近報上的一段消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昨日表示，旅外學人回國任教時，如攜帶自用汽車入境，不能請求免稅。」如果記者改寫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昨天說，學人回國教書，如果把自用汽車帶回來，不能請求免稅」，豈不是更加淺白易解？中國的文言好用重疊的同義字和四言成語，結果是寧可說「攜帶汽車」，不肯直說「帶汽車」，寧可說「購置儀器」，不肯直說「買儀器」。像「攜」和「購」這種字眼，不但語意太文，筆劃也太複雜了。如果能夠避免，何必自討苦吃？再看下面一段消息：「百樂大廈二十五日連續發生兩件竊案，大廈三樓毗鄰的兩家住戶遭竊盜潛入，竊走價值五十餘萬元的珠寶飾物和現款。」裡面的文言有必要嗎？「遭竊盜潛入」一類的文言，非但詰屈聱牙，也不很通順，念起來太可怕了。我們不妨把這段話改淺些，變成「百樂大廈二十五日一連發生兩件竊案，小偷進入三樓兩家隔壁的住戶，偷走的珠寶和現款，值五十多萬元。」
麥克魯亨（Marshal
MacLuhan）曾經再三強調：「工具就是消息。」又説：「社會之形成，有頼於大眾傳播工具之性質者，甚於傳播之內容。」報紙傳播的工具既然是文字，平易淺近的白話當然應該漸漸代替艱澀拗口的文言。用白話來代替文言，不但是為了好懂，也是為了更接近現代人的觀念和意識。文言裡有許多詞彙，不但深奧難僅、而且隱隱約約，包含了多少重官輕民尊卑必分的暗示作用。白話的用語，顯然就缺少這方面的種種聯想。白話和文言之分，正如現代公務員和封建時代的官吏之分。美國內戰的時候，畢克斯比太太的五個兒子都為國犧牲了。林肯寫給她的那封有名的慰問信，譯成中文，如果用白話，一定非常貼切，換了文言，恐怕就不容易保存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那種平易而又懇切的語氣了。最近，臺灣各地法院的公文漸漸有改用白話的趨勢，輿論的反映非常歡迎。這種變化，表面上是語文的改革，實際上卻是意識的修正。因為公文用了白話，那種衙門在上刁民在下的訓誨語氣，就用不上來了。同樣，報紙改用平易的白話後，不但可以普及大眾，更可以在民主意識的培養上，收潛移默化之功。
也許有人要說，報紙捨文言而就白話，長此以往，俚淺的俗語取代了典雅的文言，傳統中文裡多少優美的字彙和辭句，豈不日久失傳，湮沒殆盡？長此以往，未來的中文豈不日趨單調、膚淺而狹窄？我的答案是：報紙既然是大眾傳播的工具，當然應以方便大眾為前提。迅速、簡潔、正確、客觀、普及，這些都是新聞的美德。新聞的文體，平易清暢就已稱職。至於更進一步，要創造優美、雅健，或者雄偉的文體，那就涉及副刊、專欄和社論，是作家的責任了。作家的責任是創造，記者的責任則是報導。固然也有不少記者的筆下，出現了可讀可誦的文章，那畢竟是意外的收穫。對於高級的讀者，算是一項可喜的花紅吧。記者需要的，畢竟是倚馬可待之才，不是閉門覓句之功。學術性的論著，或是文藝性的作品，應該保留酌量運用古典辭藻的權利，至於新聞報導，應該儘量使用白話。
當然，也有不少文言成語，像「每況愈下」、「望洋興歎」、「莫名其妙」、「旁觀者清」等等，早已家喻戶曉，成為日常用語，口頭尚且通行，筆下豈可廢止？至於太過生僻的字句或典故，就必須避免了。新聞不是文學，因為前者以客觀報導為貴，而後者常是主觀的創造。可是仍然有一些報紙，無論在標題或是內文裡，每每把兩者混為一談。結果是無屍不豔，有巢皆香。一個三流的演員死了，也是「一代佳人，玉殞香消」。任何女人偷了東西，必歎「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現實的醜，用文學的美來掩飾，變成了所謂「雅到俗不可耐」。同樣地。「紅杏出牆」、「使君有婦」、「季常之癖」、「河東獅吼」、「玉體橫陳」、「不愛江山愛美人」等等成語，經常出現在報紙的社會版或是花邊新聞裡，和電影廣告的措辭遙相呼應，形成讀者視覺的一大污染。像「玉體橫陳」和「不愛江山愛美人」等等成語，出現在原來的古典詩賦裡，本有諷諭之意，可是到了今天，「玉體橫陳」已經成為黃色新聞的術語，而「不愛江山愛美人」竟用來形容並未誤國的溫莎公爵。
新聞報導濫用典故，至少有三個惡果。第一，如果是冷僻的典故，用意太深，一般讀者無法接受，就有違普及之旨。不說「失火」，偏要大掉書袋，說什麼「祝融肆虐」、「回祿之災」，就未免太文了。第二，如果用得不當，扭曲了典故的原意，會給讀者謬誤的印象。文學的暗示性太強；新聞側重客觀的報導，應該輪廓分明，線條清晰才對。第三，許多優雅的古典辭句，到了今天，全都淪為陳腔濫調，不堪入目。見報率太頻，經常跟內幕穢聞聯想在一起，恐怕是一大原因。聯想的反應已成必然，今天我們回頭再去讀杜甫的「問柳尋花到野亭」，李商隱的「花鬚柳眼各無賴」，或是葉適的「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簡直像唸打油詩，不可能不啞然失笑。
新聞的文體，一方面要從傳統的陳腔濫調裡解脫出來，另一方面，恐怕還要努力戒除洋腔洋調。報紙上的洋腔洋調，正如彌漫在文壇和學府的洋腔洋調一樣，都是英文意識和翻譯體影響之下的產物。我說「英文意識」，是指了解英文的人而言，至於「翻譯體」，則指不解外文但接受譯文語法暗示的人。文壇和學府的洋腔洋調，來自外文書籍的翻譯。報紙的洋腔洋調，則來自外電的翻譯。翻譯一般書籍，可以從容推敲；翻譯外電，為了爭取時間，不能仔細考慮，如果譯者功力不濟，就會困在外文的句法裡，無力突圍。
請看下面的兩個例子：（一）「正當一名不明身份的人宣讀聲明，聲稱陸軍已決定接管政權時，達荷美國家電臺正播放著軍樂。」（二）「日本大藏省計劃，當國會通過為避免日圓再升值而設計的此一調整日本外貿關係的法案後，立刻實行此一降低關稅及有關措施。」第一個例子裡，顯然包含了一個使用過去進行式的子句。可是在譯文裡，主句的「正當」和子句的「正」糾纏在一起，「宣讀」和「播放」兩個動詞之間的關係，遂變得非常曖昧。同時，「宣讀聲明，聲稱（陸軍如何如何）」一類的句法，也相當彆扭。如果譯者多為讀者設想，也許會把這句話譯成：「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宣讀聲明，說陸軍已決定接管政權，這時，達荷美國家電臺正播放軍樂。」至於第二個例子，「日本大藏省『計劃』……」，計畫幹什麼呢？啊，仔細一看，原來是要在「國會（如何如何）之後，『立刻實行』（什麼什麼）」。在動詞和受詞之間，竟隔了31個字。這在中文的文法來說，就有點失卻聯絡了。甚至在31個字的副詞子句裡，動詞「通過」和受詞「法案」之間。相隔仍長達23個字，這23個字，夾夾纏纏，竟形成了兩段修飾語，修飾後面的受詞「法案」。問題在於，讀報的人大半很忙，誰能定下心來，慢慢分析一個歐化長句的結構呢？我認為，報上的文句、如果要讀者重讀一遍才能了解，就不算成功，如果竟要再三研讀才有意義，那就整個失敗了。富有翻譯經驗的人，也許還能猜出原文的結構，可是一般讀者，只有茫然的感覺吧。面對這種複雜的長句，譯者實在不必拘泥原文的結構。他不妨把長句拆散，然後重裝。也許這句譯文，可以改寫如下：「日本大藏省的計劃是，調整日本外貿關係的這項法案，原為避免日圓再升值而設，只要國會通過，立刻就執行降低關稅及有關措施。」
還有一種新聞譯文，雖然不難了解。卻也不太可讀，毛病全在累贅。再舉兩個例子：（一）「一個二十三歲的紡織工人正確的猜對本週末的十三場足球賽，中了巴西的足球彩票。」（二）「馬可仕總統答覆提出問題的記者說：『情況嚴重，我已經要求將最新消息從越南發來給我。』」第一句中，「正確的猜對」是可笑的，只要說「猜對」就夠了。第二句中，「馬可仕總統答覆提出問題的記者說」也是可笑的，因為「答覆」兩字原就是「問題」的反應，只要說「馬可仕總統答覆記者說，（如何如何）」，也就夠了。
新聞的譯文體，通常有一個現象，就是，句法是歐化的，用語卻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歐化，因為譯者的功力無法化解繁複的西式句法，只好依樣畫葫蘆。用語太文，因為譯者幻想文言比較節省篇幅。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為了千萬人讀來省力，寧可一個人譯來費力。電視和廣播的新聞報導，照說應該比報上的接近口語，容易聽懂。可是事實上往往也有上述歐化句法文言用語的現象。電視和廣播的歷史比報紙要淺，在這方面也許是受了報紙的影響吧。
新聞報導要做到客觀，那是記者態度的問題。同時還要做到專業化，那就牽涉到記者的能力了。記者要報導的現代生活，繁複紛紜，多彩多姿，在各殊的現象後面，牽涉的各行知識，是無窮無盡的。現代的社會分工日細，知識的爆發永無止境。大學裡新開的課程，究竟在研究些什麼，對外行人來說，恐怕永遠是一個謎。要求一個忙碌的記者，報導一行就精通一行，當然是不公平也不可能的。記者接觸的範圍那麼廣闊，任何問題都要略窺一二，獲得一點基本的常識，已經會有「生也有涯」之歎。可是記者專業化的要求是不容忽視的；現代社會愈發展，專業化的要求也愈加迫切。一個記者要是沒有「適度」的內行知識，不要說談問題力不從心，甚至於報導專家學者的談話，也會露出馬腳來的。
就拿跟我這一行相近的文教新聞做例子吧。現代文藝思潮不斷輸入我國，和我們傳統的思想相磨相盪，在許多場合，一個文教記者免不了要訪問作家或學者，或是報導一個座談會或一次展覽。由於欠缺事先的準備，或是事後的核對，有時難免寫出外行話來。十多年前，所謂「抽象畫」開始困擾我們的觀眾，在某些特寫或報導之中，「抽象」和「印象」常常混為一談，乃令迷惘的觀眾益加茫然。同樣地，「新潮」一語原來特指現代電影的某種手法或派別，不幸往往張冠李戴，套到其他藝術的頭上，竟成為「亂七八糟」的代用語了。有一次我演講，提到美國的江湖作家，所謂「落拓派」者，第二天見報，竟成了「駱駝牌」，隔行如隔山，我舉了這些例子，用意只在說明專業化的重要性，不是要諷刺哪一位記者。如果要我去訪問一位科學家，我的訪問記照樣會記到隔壁去。記者之中，當然也有不少專門人才，可是大千世界，尤其是變化多端的現代生活，實在太豐富了，一般的記者，在定義上說來，該是站在內行人和外行人之間的傳人，把少數內行人的觀念和知識，不斷傳播給廣大的外行人，包括我這位門外漢。
——一九七二年十月
摘自《余光中談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