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7日 星期三

余光中:外文系這一行


外文系這一行

余光中






  我曾經是外文系的學生,現在我是外文系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覺裡,我永遠是外文系的學生,我學的是這一行,幹的是這一行,迷的也是這一行。三位一體,我的快樂便在其中。對於自己當初的抉擇,我從未懊悔過。



  我曾經考取過五家大學的外文系:北大、金大、廈大、臺大、師院(即師大前身)。北大沒有進成,因為當時北方不寧,可是對於考取北大這件事,直到現在,我還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師院也沒有去,因為同時考取了臺大。不過和師院的緣分,並未因此斷絕;自從做講師以來,我始終沒有脫離過師大。梁實秋先生對英千里先生嘗戲謂我是「楚材晉用」。楚人顯然不急於收回這塊「楚材」,因為我回到母校去兼課,已經是畢業後十四年的事了。至於「晉用」,也有一段「秘辛」:我任師大的講師,先後垂八年之久,這在儒林正史上雖然不算最高紀錄,相去恐亦不遠了。「蹭蹬」了這麼久,事實上還是該怪自己不善於填表格,辦手續。最後,還是先做了美國的副教授,才升為中國的副教授的,「楚材晉用」變成了「夏材夷用」,很有一點「遠交近攻」的意味。



  我的外文系老師,包括英千里、蘇維熊、黎烈文、梁實秋、趙麗蓮、曾約農、黃瓊玖和吳炳鍾。最前面的三位不幸作古;最後面的一位是電視名人,他的一張「娃娃臉」很是年輕。「吳炳鍾也教過你嗎?」是朋友們常有的反應。



  不過,在語文上影響我最大,大得使我決定唸外文系的,卻是在中學時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師孫良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學外文系,發音清暢,教課認真,改起卷子來尤其仔細。在班上,他對我一直鼓勵多於呵責,而且堅信自己這位學生將來一定會有「成就」。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時代的恩師是不是還在大陸,甚至還在世上,已經十分渺茫,雖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誨,和嚴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種神情,猶迴盪在我的心中。時常,面對著自己滿架的著作和翻譯,最大的遺憾,就是不能把這些書親手捧給孫老師看。



  現在輪到自己背負黑板,面對下面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種輪迴的感覺。輪到自己來教英詩,恰恰也在臺大文學院樓下的那間大教室。一面朗吟莎髯的十四行,一面打量左邊角落裡的那位學生,可是我並沒有看見她,我只是在搜尋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個不快樂其實也並不憂愁的青年。一面朗吟,一面在想,十六年前坐在這講臺上的英先生,心裡在想些什麼,講到這一首的時候,他的詮譯是什麼?



  十多年來,我教過的科目,包括英國文學史、比較文學、散文、翻譯、英詩和現代詩,儘管自己寫的是現代詩,最樂意教的卻是古典的英詩。一位充實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動聽的講師:後者不但要了然於心,而且要豁然於口。一位成功的講師應該是一個巫師,唸唸有詞,在神人之間溝通兩個世界,春秋佳日,寂寂無風的上午,面對臺下那些年輕的臉龐,娓娓施術,召來濟慈羞怯低迴的靈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們的身上。吟誦之際,鏗然揚起所謂金石之聲,那真是一種最過癮的經驗。一堂課後,如果毫無參加了召魂會(séance)的感覺,該是一種失敗,詩,是經驗的分享,只宜傳染,不宜傳授。



  詩人而來教詩,好處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種種理論,皆有切身經驗作為後盾。缺點至少有二:第一,詩人富於經驗,但不盡巧於理論;長於綜合,但不盡擅於分析,也就是說,作家未必就是學者。第二,詩人論詩,難免主觀:風格相近,則欣然引為同道;風格相遠,則怫然斥為異端。知性主義的名詩人奧登在《十九世紀英國次要詩人選集》的引言中曾說,雪萊的詩,他一首也不喜歡,雖然他明知雪萊是大詩人。知道詩人有這種偏見,我在講授英詩的時候,就竭力避免主觀的論斷,在時代和派別的選擇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顧此失彼的傾向。我的任務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紹給學生認識,至於進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們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學教授私下交談,常有一項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無論你多麼苦口婆心或者繡口錦心,臺下儼然危坐的學生之中。真正心領神會的,永遠只有那麼三五個人。對於其餘的聽眾,下課的鐘聲恐怕比史雲朋的音韻更為悅耳吧。「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事實上,只要有這麼三五個知音,這堂課講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隨風」了。



  幾乎每次演講,都有人會問我,英詩,或者一般的英國文學,該怎麼研讀。如果他是外文系的學生,我會為他指出三條途徑。如果他志在語言而不在文學,則欣賞欣賞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學的學者,就必須博覽群籍,認真而持續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則他只要找到能啟發他滋潤他的先驅大師就行了。對於一位學者,文學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達到。對於一位作家,文學的研究只是一項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須用到未來的創作裡,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脫胎換骨,推陳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學者,必須熟悉自己這一行的來龍去脈,行話幫規,必須在紛然雜陳的知識之中,整理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會這些;他只要選擇自己需要的養分,善加吸取便可。學者把大師之鳥剝製成可以把玩諦視的標本,作家把大師之蛋孵成自己的鳥。



  二十年來,臺大外文系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個可貴的傳統。其他大學的外文系,產生的作家雖然少些,可是仍然多於中文系。平均說來,中文系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系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系面對這個現象,有一個現成的答覆:中文系不是作家的培養所。誠然誠然。可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難道外文系就是作家的培養所嗎?同樣都無意培養作家,為什麼外文系柳自成蔭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系沒有所謂道統的包袱,文學就是文學,界限分明,無須向哲學和史學的經典俯首稱臣;其二可能是外文系研究的對象、既然是外國文學、則訓詁考據等事,天經地義該讓外國學者自己去做。我們樂得欣賞詞章,唯美是務;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國文學,便多了一個立腳點,在比較文學的角度上,回顧本國的文學傳統,對於廬山面目較易產生新的認識,截長補短,他山之石也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系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觀念,一切作風理應比較民主、開放,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就較有彈性,略多溝通吧。



  盡管如此,作家仍屬可遇難求,我們無法責成外文系供應作家,但至少可以要求外文系多培養一些學者,譬如說,外文系就應該多出一些批評家。至於翻譯家的培養,當仁不讓,更是外文系的天職。今日文壇的學術水準如要提高,充實這兩方面的人才,應該是首要之務。文學批評如果是寫給本國人看的,評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應該條理清暢。至於翻譯,那就更需要高水準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國文學的修養,正是外文系學生普遍的弱點。我國批評文體的生硬,和翻譯文體的彆扭,可以說大半起因於外文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濟。這一點,外文系的學生要特別注意。理論上來說,外文系的人憑藉的是外文。可是實際上,外文出身而兼翻譯的人,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外文系的翻譯一課,系方和學生似乎都不夠重視。其實它日後對學生的影響非常重大。同時,這一課的教授,絕非僅通英文的泛泛之輩所能勝任。



  我國文化的傳統,由於崇古和崇拜權威,頗有鼓勵人「述而不作」的傾向。目前大專教授升等。規定只能憑藉論述,而不得用創作或翻譯代替,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在作崇。事實上,中文、外文、藝術、音樂、戲劇等系的教授,能夠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勝,不也同樣可以鼓舞學生嗎?中文系如果擁有一位李白或曹霑,豈不比擁有一位許慎或鍾嶸更能激發學生的熱情?同時,與其要李白繳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論文,何不讓他多吟幾篇〈遠別離〉之類的傑作呢?



  外文系和上述的其他各系一樣,如果永遠守住「述而不作」的陣地,只能算是一種消極的姿態。假設有這麼一位狄更斯的權威某某教授,把他生平所學傳授給高足某某。這位高足去國外留學,專攻的也是狄更斯,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二世,二世的高足出國留學,回到國內,成為狄更斯權威三世……師生如此相傳,成為外國傳統忠誠的守護人,這樣當然很高級,也很夠學術,問題在於:這樣子的「學術輪迴制」究竟為中國的小說增加了什麼呢?上述其他各系的人也不妨反躬自問:他們為中國的這一種藝術增加了一些什麼?以音樂系為例,多年來一直是三B的天下,現在可能加上巴爾托克、貝爾克和巴爾伯,可是中國的現代音樂在哪裡呢?小市民聽的是國語歌曲,知識青年聽的是西方的熱門音樂,學院裡提倡的是西方的古典音樂。少數的作曲家如許常惠等,確是在創造中國的新音樂,可是一般人不要聽,而要聽的少數卻不常聽得到,成為濟慈所謂的「無聲的旋律」。



  「我為中國的新文學做了些什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的結果,我只能提出這麼一個問題,獻給同行,也用以質問我自己。





——一九七二年元月三十


摘自《余光中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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