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喬治真要屠龍嗎？
余光中
出發前夕，氣象報告說莫斯科的高溫不過十七度，低溫只有兩度。茵西的傳真也警告，氣候不好，剛下過雪，正在下雨，要帶傘來。
此刻，我們竟已身在紅場，踩着乾爽的褐灰色磚地，戴着豪藍的晴空，一行九人，向廣場盡頭那一簇──什麼呢，奇迹嗎，走過去。
桃園、曼谷、阿姆斯特丹、莫斯科，廿二小時的長途之後，得以放步暢行，活動筋骨，天氣又好得不可思議，我們只有興奮，更無疲勞。想想看，這曾是「鐵幕」的心臟啊，有多深不可測，在冷戰的年代，簡直像史達林的濃髭一樣陰險。僅僅是十年前，這裏還是殺氣騰騰的閱兵重地，頭頂感得到隆準的鼻息，肩後擺不掉鷹眼的注視，誰想得到竟能讓我們在此逍遙窺張？
已經五點多了，高緯的太陽還沒有下到半坡，金豔豔地像是東正教最高最亮的一球酷潑辣（cupola）圓頂，曬得人右肩發燙。但風來廣場，卻撲面清凉，若走進牆影，更有點冷意。這乾爽而帶涼，有如台灣難得的冬晴天，令遭受時差的我們保持清醒。但四周的景色如此奇特，跟我去過的歐洲城市迥然不同，倒有點近東甚至中東的風光，卻令人感到迷幻。
我們住的拉迪松旅館在河西，搭地鐵「進城」，從基輔站（Kievskaya）經斯摩棱斯克站（Smolenskaya）、阿爾撥特站（Arbatskaya）到革命廣場（Ploshchad Revolyutsii）下車，只走一條鬧街，就可以穿過復活門，從北面進入紅場。忽然間壯闊加上壯麗，那樣沒遮沒攔的廣角鏡頭就赫赫為你推開，要吸一大口氣才回得過神來。神是回過來了，但龐大而多姿的那許多建築，一眼難盡，有見無識，卻需要再三對圖索解。在我背後，矗起於紅場北端、有雙塔對峙而屋頂陡峻的紅磚高樓，是歷史博物館，據說收藏品超過四百萬件。在我右側升起、沿着紅場一直向前延伸然後右轉不見的，是十九米高的赭色城牆，牆頭雉堞嚴整，作燕尾形狀，並有槍眼眈眈。牆內，就是克里姆林宮了。這紅牆把沙皇故宮、俄共舊堡圍成一個二十七公頃半的三角形，帝俄、蘇聯以至今日俄羅斯聯邦的命運，就在其中決定。這克里姆林宮的圍牆最初是用橡木築成，十四世紀中葉改用白石，十五世紀末終於用厚重的紅磚建造，全長是兩千三百多米。為了護城，三面共砌了二十座塔樓。朝西的三一塔（Trinity Tower）共有七層，高七十六米，帝俄時代只供大主教及沙皇的女眷出入：一八一二年九月，拿破崙的大軍就由此門入宮，一個月後莫斯科焚城，又從此門退出。
其實俄文的 Kremlin 原意是「堡壘」，別的俄國城市也有其「克里姆林」。莫斯科的這一座山堡，原來只有一片松林，今日的宮內從舊俄款式到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到新古典形象的壯麗建築，除了總統府與國會之外，尚有四座教堂、五座宮殿、一座沙皇寶庫、一座軍械庫、一座鐘樓。至於所謂「紅場」，俄文原為 Krasnyy，意指「美麗」，後來又指「紅色」，倒和共產黨的崇赤無關。這響噹噹的紅場，長約五百公尺，南端有座圓台，古時供沙皇與主教登台對人民宣示。宗教的節慶常在此地舉行，例如在棕樹主日，大主教慣於騎驢從救世主塔（Savior’s Tower）的正門到聖巴索教堂（St. Basil’s Church），以紀念耶穌在受難前入過耶路撒冷。蘇聯時代禁止一切宗教遊行，紅場上就只見森嚴的閱兵盛典了，觀察家也就乘此推測權貴升黜的形勢。自從開放以後，紅場才用來開音樂會或放煙火，總算真正屬於人民了。
和克里姆林宮牆巍然對峙，用深褐的尖塔與淺鵝黃的宮殿來回答密實的紅磚的，是紅場另一邊的明豔建築，原來不是宮殿，而是規模宏大裝飾堂皇的「國家百貨公司」，俄文叫做 GUM。這家三層的超級大公司，長逾紅場之半，氣派當真不凡，與對面紅牆下方神聖的列寧陵寢，形成尖銳的反諷。
但此刻吸引我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豪店，更非無產階級的聖君，而是紅場之大的盡頭，那一簇五色續紛眾妙競奇的──是教堂嗎？這世界著名的建築傑作，在書上不知見過多少遍了，沒有一次看清楚過，因為太繁富、太多采多姿、太層出不窮、太不可思議，令人不知道究竟該怎麼看才好，所以每次也只留下一個印象：美不勝收。在圖上看來，這一簇建築頂天立地，神秘之中有莊嚴，莊嚴之中又帶着稚氣：它崖岸自高，擁塔自重，顯然大有來頭，絕對是一座宗教的重鎮，但你面對着法相，又不禁感到好笑，因為實在有點像玩具，啊哈，原來聖徒也竟然可以頑皮！
而此刻，我終於踏踏實實地站在紅場上，仰瞻着這峻峭的本尊。這是真的了，旅行書、明信片沒有騙我。我喜悦的目光小飛俠似地順着幾何學能想出來的一切線條與輪廓向上疾攀，又掃過調色盤能調出來的各色光采翩翩地飄落下來。我興奮的眼神蝴蝶一般繞着，好密啊，那八個美麗的圓頂飛來飛去，不知究竟該棲息在哪一球上。說它們是球也不正確，因為那形狀像一隻大南瓜頭上長出尖角來，又像是倒置的陀螺，所以綽號叫做「扭洋蔥」（twisting onion），又稱「洋蔥圓頂」（onion dome）。
這些拔尖的圓頂各有各的妙趣。正面偏左的聖席普倫教堂上，綠白相間的經線自尖頂輻射而下，像一隻分了瓤的什麼異果。在正右方與其對峙的耶穌入耶路撒冷教堂，卻頂着一隻用青紅間隔條紋來紋身的麻殼荔枝。左後方三一教堂戴的，是一隻拔尖的南瓜披着斜條的綠帶，儘管是那麼龐碩，卻像在向右飄擺；而躲在它背後的一隻矮了一頭，小了幾號，乖巧可愛，色調相似，斜帶卻向左旋轉。還有一隻嬌小的，綠底金刺，像一球仙人掌。最鮮麗奪目的，是在中央主堂後面的聖尼克拉斯教堂，圓頂的條紋像紅白相間的緯線，但因球面又割成經線般縱走的稜脊，所以橫走的紅白緯線起伏有韻，竟變成一把旋轉的花陽傘了。
這一簇密集而富麗的聖堂，除了八個圓頂簇擁着中央的帳篷高頂，共仰其拔萃之姿外，更用半圓的飾牆與橢圓的拱門等等來調劑面貌，而配色的機心，布局的妙想，也在在令人仰之彌高，觀之不盡。這一簇建築的奇迹乃超大的雕塑，立體的宏大之美必須前後繞行，上下觀賞，才能得其大勢。這一座神奇的藝術品，整齊中有變化，變化中有呼應，比起我習見的西歐大教堂來迥然不同。刺痛西歐天空的，是地平線上一簇簇一叢叢森嚴峻峭的哥德式尖塔，氣象誠然是孤高的。莫斯科的晴空卻被滿城圓渾渾胖嘟嘟的金頂、綠頂加藍頂逗得满面笑容，就算頂上的十字架吧，也不過把天色觸得微微發癢。
羅馬帝國自公元五世紀起分裂，形成東西對峙。東羅馬帝國定都拜占庭，成為千年大邦，國祚之長縱貫了整個中世紀，直到一四五三年始滅於土耳其。當其盛時，拜占庭的藝術與宗教曾深入東歐各地，並遠及俄羅斯。所謂希臘東正教也在五世紀與羅馬天主教廷分裂，觀念與儀式和天主教均有分歧，例如儀式是依拜占庭的規矩，而祈禱文是用希臘文。今日東歐各國的東正教會，以俄國的為最重要。基輔的大公伏拉地米爾一世（Vladimir I）於公元九八八年受洗入東正教，成為俄羅斯第一位基督徒君主，他更娶了東羅馬皇帝之妹為妻，從此東正教成為俄國的國教，以迄於今。最初俄羅斯的東正教會是以基輔的大主教為首，隸屬拜占庭；後來基輔古都衰落，莫斯科興起，大主教便遷去新都。這就說明了莫斯科的教堂何以有如此濃厚的拜占庭風味，但因建築師往往是從意大利聘來，又如此富於文藝復興的精神。拜占庭既為歐亞橋樑，也說明了何以莫斯科的教堂會令人聯想到回教寺院，而最具特色的洋蔥圓頂又叫做波斯圓頂。
一五四三年，基督教的千年古國東羅馬滅於回教的土耳其。這是基督教空前的大劫，東歐的基督教國家可想有多驚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首當其衝，更可憂的是其時韃靼的馬蹄達達，早已從烏拉山上一直踐踏到黑海之濱，把蒙古帝國的西陲拓展到伏爾加河兩岸，建立了一個金帳汗國（Golden Horde）。一三一四年，韃靼人開始奉回教為正教。一百年後，金帳汗國漸漸衰落，分裂成幾個汗邦，其中的喀山（Kazan）乃伏爾加河的一大港城，近在莫斯科大公國之東七百多公里，仍是一大威脅。
伊凡大公三世於一四六二年即位，正當拜占庭淪陷後九年。他十分奮發，擺脫了韃靼的統治，又娶了東羅馬末代皇帝的姪女為妻，遂以羅馬帝國的傳人自許。其子伊凡大公四世，亦即「可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於一五四七年將自己的名號從「莫斯科大公」改稱「全俄之沙皇」，次年又將克里姆林的宮牆改用厚磚圍建，以防韃靼來攻。一五五二年，他終於光復韃靼人久據的重鎮喀山。為了慶祝大捷，新沙皇乃建我眼前高聳的這一叢教堂，名之為聖巴索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聖巴索乃公元四世紀東正教的創教高僧，首訂希臘修道院的守身清規，人稱「聖傻」（Holy Fool）。不知是否因此，才建了這麼多傻得可愛的圓顱，不是戴着花頭巾，就是戴着七彩帽。一五六一年興建大功告成，傳說可怖的伊凡驚喜讚歎之餘，竟令將建築師雅可甫列夫刺瞎，免得他再設計出可以與之媲美的聖堂。又據說當初這些頂飾原來狀如鐵盔，後因一五八三年焚於大火，才改成現在所見的分瓣式或多面體的洋蔥圓頂；至於這一叢七彩爭輝，也是後來才添加的，原先只是白底金頂。
「這是一個粗鄙不文而又心事重重的都市，非我族類的亞細亞京城。四周的大道盡是醜陋的建築，標示着史達林時代的品味是怎樣說不出的空虛……厚衣密裹的人群勁道十足地向前衝。誰也比不上莫斯科人這麼會推擠：但排起隊來卻又都沉悶而耐煩，不論是排在中央市場的牛奶櫃台前，或是在歌劇散場時，為了領回帽子與套鞋，擠得密不通風，人人的鼻息呼嚕都吹到前人的頸背。」
這是一九五七年英國女作家莫麗絲（Jan Morris）訪問莫斯科後的印象，當時史達林剛死了四年，防腐的遺骸還陳於列寧的陵寢。史達林死後三年，亦即一九五六年，他的繼任人赫魯曉夫在第二十屆共黨大會上痛斥他的罪狀。一九六一年，史達林的屍體就從那陵寝移了出去。也就在那一年，南方的重鎮伏爾加格勒（Volgograd，意即伏爾加城），因個人崇拜而改名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意即史達林城）歷三十六年之久，終於恢復了原名。
巴黎有一個地鐵站，也以史達林格勒命名；一九八五年我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搭地鐵常從那裏起站，總覺得不太舒服。看來法國人還不如俄國人認真。史達林奉高爾基為文壇大師，表揚不遺餘力，不但在莫斯科河邊建了寬闊的高爾基公園，更將莫斯科城中最繁華的特維爾大街（Tverskaya Ulitsa）拓寬四十二米，並改稱高爾基大街（Ulitsa Gorkovo），但現在又恢復了舊名。同樣地，莫斯科東方的尼日尼·諾夫格勒（Nizhni Novgorod）也在史達林任內改稱高爾基，到了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又改了回去。至於更神聖的列寧同志，也不得不把易名了六十七年的列寧城（Leningrad）還給彼得堡（Petrogorod）。這次我去莫斯科，從機場進城雖然得經由寬大的列寧格勒大道駛入特維爾大街，卻沒有見到一座禿頂短髭的列寧像。相反地，倒是在莫斯科河邊仰見彼得大帝巍然立在船頭的巨像。這雕像建於一九九七年，是市長魯日可夫（Yuri Luzhkov）的新政。魯日可夫大力塑造新莫斯科，往往就會卯上舊莫斯科的史達林陰魂，而回到老莫斯科的東正教神旨。例如近在克里姆林宮南邊的河岸，原有一座拜占庭風格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當初是為了紀念莫斯科在拿破崙之戰劫後重生而建，乃十九世紀全城最高的建築。史達林任內，破四舊的獨裁者竟下令將它炸毁。魯日可夫排除萬難，兼用公帑與民間捐獻，終將這四個金頂的聖堂重建落成。
自從九年前蘇聯瓦解以來，莫斯科已變了很多，一方面當然是朝向未來，向民主與自由經濟；另一方面，「去共產化」的過程卻落實於恢復東正教的傳統信仰。凱撒躺進墓裏，基督再臨人間。歷史終於追上了莫斯科，帶來了宗教。多刺的紅星不再監視着這座歷經苦難的八百歲古城，悠悠雲天還給了輪廓圓暢的金頂、綠頂、藍頂。年輕的一代又回到金碧輝煌的大教堂裏去，對着古拜占庭的聖像（icon）栩栩，香火穆穆，結婚、受洗，迎接正教的節慶。從十月革命以來，葉爾欽（通譯葉利欽）是第一位上教堂的俄國元首。
在東北郊外聖賽爾吉斯的三一修道院中，我們親睹俄羅斯的教徒扶老攜幼，排隊向蒼老的主教行禮，先吻主教右手握住的黑十字架上的金色耶穌，然後吻主教的手，鞠躬虔敬之狀令我深深感動，甚至幼童也都聽從母親的引導認真學樣。
我們在莫斯科逗留了七天，在台大俄文兼德文教授歐茵西女士的嚮導下，巡禮了紅場，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兩座美術館、兩位作家故居和無數教堂，還看了兩場芭蕾舞，又搭了十幾次地鐵。我們看到的莫斯科，三年前剛慶祝過建城八百五十週年，雖然仍是「心事重重」，卻遠非「粗鄙不文」。一個人稍諳俄國歷史，只要站到氣吞東歐與北亞的紅場上來，古今多少事就會出現在他的眼前：紅旗雖不再迎風招展，列寧的陰魂似乎還依附着那積木堆成的石陵，只等有一個冬陰的晚上；隔着雉堞森肅，紅牆陡峻，是誰啊在克宮深處哪一扇窗裏咳嗽，是僭臣古多諾夫嗎還是妖僧拉斯布亭；忽然間每一塊裝睡的地磚都驚醒了過來，聽步履雜沓，人聲沸滾，「偽君德米特里」被憤恨的羣眾分屍而死；但南邊那一叢戴花帽子的四百歲老頑童卻把圓頭湊在一起，只顧着聽「聖傻」在笑些什麼。
莫斯科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超過八十座，收藏了這古都的記憶深深，心事重重。即使不進那些歷史的肺腑，僅僅站在街頭或廣場，各種風格的建築時光錯亂地紛呈在面前，也足以令人悠然懷古。只因蘇聯時代壓制宗教，不少教堂在蘇聯解體後才恢復其金碧輝煌，得以「重光」，反而歷久彌新。倒是史達林時代的建築，在所謂「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指導之下造成，一律顯得單調、笨重、空虛，大而無當。史達林當年下令毀掉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原意是要在舊址蓋一座高達三一五公尺的蘇維埃文化宮，頂上再鎮以一百公尺的列寧巨像。幸而沒有實現，但是今日莫斯科的上空卻留下了不少類似的樣品，巍然俯臨阿爾拔特大街的外交部大廈就是代表作：其狀方正無趣，重樓層疊，尖塔呼應，毫無意外的對稱，不容變化的整齊，到了最高處，自然是中央集權的一塔獨秀，鎮住全城。瞻仰這種意識赤裸想像貧乏的虛張聲勢，正如讀一首健康又正確的口號詩，除了排比與對仗之外，更無其他。這種建築風格叫做「史達林哥德式」，俄國人笑它是「結婚蛋糕」。華沙市中心也有這麼一座文化宮，是蘇聯為波蘭蓋的，我乘車經過，波蘭司機指給我看，挖苦了一頓。
莫麗絲說莫斯科是「非我族類的亞細亞京城」，不免帶點西歐本位的心情，更因當時仍是冷戰的年代，共產世界鐵幕低垂，令人覺得倍加恐怖。沙皇與蘇維埃的前後帝國，加上斯拉夫種、東正教、俄文，再加上地理阻隔、內陸冰封，俄國人對西歐確是「非我族類」。至於說莫斯科是一座「亞細亞京城」，當然也有點「見外」，不過莫斯科統治的版圖，無論在蘇聯或俄聯的時代，都像土耳其一樣，是亞洲部分遠大於歐洲部分：西伯利亞抱着半個北冰洋，幾乎要接上阿拉斯加了，歐洲哪一個國家的尾巴有那麼長呢？其實，說俄國是一個遠東國家，也不算離譜。契訶夫曾經就橫越冰天雪地，遠探過庫頁島上的監牢。
俄國人對中文的熟悉大出我的意外。那天下午我站在紅場上，正目迷於聖巴索教堂的鬼斧神工，竟發覺附近有兩位俄國少年跟女友約會，卻不時含笑地向我瞅來。不久兩人竟走來我面前，對我說話。我怕是來意不善，又想反正是俄文，懂不了的。不料再聽之下，竟然是不錯的中文，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笑說：「是啊，你們怎麼會說中文？」他們答稱自己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於是就和我談了起來。朱炎、我存、人慧、天恩、沈謙、義芝等見狀，也走了過來，加入交流。兩少年能講的中文不多，但發音大致可解，不會輸給台灣大學生的英文。最後茵西也趕了過來，她一開口說流利的俄文，就輪到兩少年吃一驚了。
後來在參觀三一修道院時，有一群中國大陸的遊客來到我們背後，接着就聽到清脆悦耳的京片子為他們講解聖像的來歷。我以為是哪個行家講給自己人聽，一回頭，竟發現是一位斯拉夫少女。甚至向我們兜售郵票或畫冊的小販，也會用中文說「只要三百盧布」。這卻是在美國及西歐未有的事情。
俄國的學童對英語也很有興趣，想必是學校有這一課了。去北郊三一修道院參觀的那一天，正好遇見一群學童在排隊，等老師買票進場。個個都血色飽滿，活潑可愛。女孩子大都高挑纖秀，直立亭亭，天生芭蕾的修頎與靈巧，只等有一天成熟為美人，甚至連男孩裏也難找出一個醜童，更難得的是沒有一個戴眼鏡，而且雖然有說有笑，卻不喧囂、打鬧。我們真給迷住了，他們也朝我們微笑，並好奇打量。忽然一個淺棕頭髮的女孩對我們說：My name is Anna.
What's your name？ 她的英語說得很純，把我們逗笑了。我們跟她交談了幾句，又為群童照了幾張相，覺得他們頗有教養，面對陌生人甚至還有點害羞。
俄國的老年人退休之後仍需要打工過日子，在博物館、衣帽間、地鐵站服務的幾乎都是老嫗，也幾乎都趨於臃腫，但工作卻很認真。我們去參觀契訶夫故居時，大家正坐在門廊的階前留影，守館的老嫗忽然衝出來對我們大聲嚷嚷，手勢激動。我們以為是犯了什麼禁忌，遭她呵斥，一時呆了。相持了三分鐘，幸而茵西從館內趕出來，問明原委；原來她是好意，要我們去靠近大門的診所前拍照，因為契訶夫的專業是醫生，診所門上才掛有「契訶夫醫師」的銅牌，足為來此一拜的見證。後來我們多次發現，這些面容嚴峻的老婦人其實都很良善。
但是偶爾也有不幸的老嫗，站在街頭行乞。這情形我在聖彼得堡也見過：普希金與托爾斯泰的同胞竟然淪落至此，令天恩和我都很難過。不過俄國的乞婦倒是衣着乾淨，神情莊重，並不伸手釘人，只在腳邊放一隻空盤，俯首而立。天恩心慈，遇丐必施，那老嫗也必然在胸口畫十字，並合掌祈禱。我們非常感動，卻不好意思攝影。
自從一九九一年開放以來，外來的投資造成了一批暴富的「新俄羅斯人」，街上的車多了幾倍，夜總會經常客滿，但是一般人民並未得益，卻要承擔物價上漲，對戈巴契夫（通譯戈爾巴喬夫）推倒蘇聯帝國的壯舉並不領情。當地人告訴我們：一個中學教師的月薪不過五、六百盧布。盧布只比台幣略大而已。我們去大劇院（Bolshoi Theater）看芭蕾舞劇《睡美人》，票價四十盧布，黃牛票卻抬到二百五十盧布。又告訴我們：教師的待遇還是倒數第二，醫師才是第一。茵西在去三一修道院途中說，儘管如此，俄國的教授與醫師卻相當敬業。
帶我們去修道院的導遊小姐叫做安娜，在當地的旅遊專科讀書，嫵媚中帶點嬌羞，不過十七、八歲，像個村姑。她的英文顯然不夠用，但憑天真的笑容也已夠了。顯然入世也淺，問她俄國不少情況，她幾乎都要去請教前面的司機。儘管如此，這小小導遊卻讓我們自得其樂，諸如糾纏勸歌、停車誘購等等的台灣陋習，一概省了。我們請她吃零食，她也一再笑拒。
可愛的安娜，高挑修挺的個子在莫斯科街頭的麗人行中，不算最高，也不算最美。不是她不美，而是滿城的佳人太多了。昔年在布拉格街頭，和天恩、鏡禧、隱地每每驚豔於斯拉夫之佳麗，曾被行家嗤為孤陋寡觀，並謂：「等你們去了俄國再說！」
莫斯科的佳麗不像北歐的健碩、西歐的情雅、南歐的夭豔豐穠，眉眼如畫。其美多在風姿修頎、神采自若，舉臂欲飛，舉步若泳：芭蕾舞的美學、冰上操的力學，全是從這樣輕靈的肢體發揮出來的。《天鵝湖》天生應該由俄羅斯的筆尖來寫，由俄羅斯的腳尖來跳。
俄羅斯的菜市場有點髒亂，也頗擁擠，但因為氣候涼爽，又半在戶外，並不如台灣的悶熱。攤位不用擴音器，人聲也不算囂鬧，擠來擠去，親身體驗，正可近觀市井風情。菜市場上常有花店，七色繽紛，鮮麗超過台灣，賣花女也每是亭亭佳人。莫斯科的人口九百三十萬，在我的聽覺裏，卻比台灣的都市安靜得多：餐館、商店、車站，甚至廣場上都不播音樂。我們搭過幾次公車，司機也只顧開車，不聽收音機。有一次九個人進麥當勞用餐，全店客滿，卻沒有音樂，足見生意好並不靠噪音逼人。
莫斯科人不但吃麥當勞，也吃街頭販賣的熱狗，並用俄文拼音（ХОТ-ДОГ）來標示。街頭的廣告偶爾也逕用英文，招牌上用俄文拼出諸如 Supermarket 的字樣；只要你通俄文發音，就可以觸類旁通，恍然解碼。例如 PECTOPAH 一字，如果你知道在俄文裏，P讀如R，C讀如S，H讀如N，就不難拼出 restaurant 了。因文法身份不同而引起字尾變化，只要多加留意，也可悟出幾分。例如莫斯科地圖上的地鐵站名，不論專有名詞是名城基輔或斯摩棱斯克，抑或是名作家契訶夫或屠格涅夫，一律在字尾加上陰性所有格，成為Kievskaya，Smolenskaya，Chekhovskaya，Turgenevskaya，因為地鐵站 stantsiya 是陰性。又因為火車站 vokzal 是陽性，所以站名要加上陽性所有格 sky，例如白俄羅斯站叫做Belorussky Vokzal，喀山站叫做Kazansky Vokzal。
以前我到過捷克與波蘭，俄羅斯該是第三個斯拉夫族的國家了。前年也去過聖彼得堡，還為此寫了兩首詩，但畢竟匆匆三日，所見不多。可是那次倒是去俄國人家裏做了一次客，因為那家的長女瑪麗亞是我家二女兒幼珊在曼徹斯特大學的同學。儘管瑪麗亞自己當時不在聖彼得堡，卻安排她家人務必接我們夫妻和幼珊去她家晚餐。她父親庫推夫教授（Prof. Kuteev）頗有國際聲譽，曾與四川大學合作研究，英語說得不錯。太太和二女兒任雅（Zhenya）也殷勤待客，一家人都斯文而有禮。住家在公寓的高樓，環境也還空曠寧靜。戶內則兩房一廳，均頗狹小，客廳裏擠着沙發與鋼琴，用膳時還臨時搭起「克難」餐桌。那簡單樸素的情況，只相當於台灣五○年代的後期。那時俄國正值饑荒，連紅軍也上山去採菰佐食，但那天上桌的晚餐卻有鮮美的蘑菰魚湯，還有一道須佐以麪包的鹹魚。我們感激主人好客，同時也覺得不安。
聖彼得堡之行，已讓我發現分歧的斯拉夫語有其互似。例如「街道」，捷克文叫ulice，波蘭文叫 ulica，俄文叫 úlitsa。例如「茶」，歐洲各國幾乎都依閩南話發音，斯拉夫這三個國家依次卻是 caj，caj，chay ，發音近「菜」，倒像普通話了。至於「橋」，則無論在捷克、波蘭或俄羅斯的語文裏，都一致拼成 most 。所以有了布格拉、華沙、聖彼得堡的淺薄經驗之後，再去莫斯科就不致淪為全然的文盲了。
從莫斯科回來，外文研究所的「村姑」們圍觀我此行的照片，看到有幾張顯示燈火輝煌的廳堂，兩旁有橢圓拱門，壁上有五彩巨畫，問我：「這是什麼皇宮？」我哈哈大笑說：「才不是呢，是地鐵！」
史達林生前造了許多孽，真正死有餘辜，但至少做了一件天大，不，地大的好事，而且澤及現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二八 — 一九三三年）裏，他推動了興建莫斯科地鐵（Moscow Metro）的大工程。男女工人自全國各地徵調而來，成為工程的主力，復以紅軍為輔，並有共青團員（Komsomol）一萬三千人志願加入。史達林更派了兩位優秀青年同志負責其事，其一便是日後他的繼承人赫魯曉夫。
最早的一段一九三五年完工，長十一公里半，自文化公園起站，可通十三個站。隧道挖得極深，二次大戰期間史達林就將指揮總部移入其中。建築的工程還在進行，迄今軌道已長達二百五十公里，車站已有一百二十座，車速高達每小時九十公里，每天發車七千八百輛，載客量超過六百萬人，多於倫敦加紐約的地鐵。
這兩個名城與巴黎、東京的地鐵都難和莫斯科的相比。莫斯科的地鐵不但是近千萬市民日常交通的大動脈，更因宏偉而壯麗的建築、多采多姿的壁飾、璀璨奪目的吊燈而成為與現實生活充分配合的一大藝術殿堂，令各國遊客驚喜讚歎，永難忘懷。
最難得的是許多地鐵站在建築風格上，從古典到現代，從華美到清新，各具特色，而廳堂兩邊的弧形牆壁上，無論是繪畫或浮雕，也都每站各有主題，甚至隧頂下垂的繁蕊大吊燈也窮極變化。相形之下，民主之城紐約的地鐵反而顯得單調又寒酸了。例如距我們旅館最近因而成為我們地下之旅起點的基輔站，乃以烏克蘭首都命名。基輔建於公元五世紀，早於莫斯科七百年，是俄羅斯最早的古都，俄人稱之為「萬城之母」。基輔站的壁畫斑爛迷人，全為鑲嵌作品，主題旨在鼓吹當年蘇聯的農業，並強調俄羅斯與烏克蘭之友誼。馬耶科夫斯基站（Mayakovskaya）則為紀念革命初期因精神分裂而自殺夭亡的詩人，供有詩人雕像：建築之設計妙在廳堂：縱觀時呈現重疊成行的層層大拱門，橫觀時又呈現並列成排的小拱門，而支撐的門柱均用不鏽鋼與大理石建造，至於明豔的大燈則都嵌入隧頂。這樣的設計單純而又氣派，曾獲紐約世界博覽會的大獎。
莫斯科博物館之多，超過八十座。其中的美術館我們參觀過兩座：一座非常有名，收藏極富，是為普希金美術館；另一座名字很怪，就叫做「私人收藏館」（Museum of Private
Collections）。普希金是俄國人最崇拜的詩人，以他命名的莫斯科名勝，除美術館之外，還有故居、文學館、地鐵站、廣場，廣場上更豎着他的青銅立像。我們在普希金美術館中觀賞了西歐的許多名畫，從波提且利到畢卡索，美不勝收，但最令我驚喜的，是終於看到了梵谷生前唯一有人購買的油畫〈紅色葡萄園〉。此畫算不上梵谷的傑作，但是多年來深藏於俄國，連梵谷的專家也不易看到，即使十年前阿姆斯特丹的「梵谷百年回顧大展」，竟也未能借展。
「私人收藏館」所展，多為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俄國畫家的名作，在西歐也屬罕見。其中最令我注目的一幅是寫實名家列賓（Ilya Repin）的大幅作品，主題竟是普希金為了嬌妻娜塔麗亞（Natalya Goncharova）與人決鬥的場面。只見詩人已經重傷欲倒，正由朋友們兩旁相扶，夕陽照入林中，餘暉與血跡相映，而成悲愴之美。
從柴可夫斯基到高爾基，音樂家和文學家的故居保存為博物館的，也有十幾處。茵西帶我們去參觀了托爾斯泰與契訶夫的故居。
托爾斯泰的故居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西南，從文化公園地鐵站出來，只要走兩條街就到了。雕花的醬紅色木柵圍住兩英畝半的大院子，一座寬大的兩層樓木屋，裏面大大小小有二十個房間，便是小說大家托爾斯泰伯爵與伯爵夫人索菲亞，外加九個子女，住了二十個冬天的故居。
托爾斯泰的家鄉在莫斯科南方二百公里的亞斯納雅·波里安納（Yasnaya Polyana）。他在三十四歲時娶了莫斯科的十八歲淑女索菲亞，婚後二十年兩人一直住在鄉下。索菲亞不但是城裏的淑女，還是一位才女，能寫詩與小說，對藝術、音樂、哲學都有造詣。儘管她也認真管家，有心做一個賢妻，並且為丈夫謄錄《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妮娜》的初稿，卻不甘心長此放棄莫斯科風雅的社會。
終於在一八八一年托翁全家搬進莫斯科城，在卡莫夫尼基區（Khamovniki）定居。此舉兌現了托爾斯泰夫人回城做貴族才女的夢想，當然也有益於眾多子女的教育，但托翁心底其實不願意離開農村。這時他已經五十三歲，兩部傑作早已出版，天下聞名，但是這位文豪的志趣已漸從藝術趨向宗教與哲學，認為「世上該學的事情很多，但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那便是如何生活。」
他更認定：「要認識真理，端賴力行」；又說「生活不正，定非善人。」他的城居雖然寬敞，也有僕人伺候，但是並不豪華，沒有電，也沒有水管，更無自來水。他每天七點起身，先整理自己的書房與工作室，然後去院中的小柵鋸柴，拿進屋裏，為工作室生火。接着再去井邊汲一大桶水，用雪橇或手拖車運去廚房。
每天他都寫作，總是九點開始，一直寫到下午三點才離桌。一代文豪卻習用四開的糙紙，把字母寫得很大，每天寫滿二十張。紙用完了，無論是賬單、紙條或信箋的留白，都會順手取用。他顯然是一位苦思的作家，常常改稿，即使夫人辛苦抄錄之後，他仍再三修正。
托爾斯泰認為在勞動與思考之外，還應該習一門手藝，便拜了一位鞋匠為師，然後備足工具，又特製了一張板凳，就像學徒一樣做起鞋來。每天晚餐後，他就傴在板凳上與皮革搏鬥，終於學成。今日他故居的工作室中，那凳上仍然陳列着他做的兩雙皮靴。
老而不懈的托翁一面勵行他的健康新生活，一面在摸索中修正了他的藝術觀與人生觀，不惜以今我否定故我。在寫作中他曾經追求過美，現在他要追求善了。他開始悔恨少作，斷定自己的名作《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妮娜》都無益人心。自一八九一年起，他不再接受十年來自己著作的版稅。在莫斯科居住的漫長二十年，他雖然也寫了《復活》等小說，但是創作少了而議論多了，所論則多為人生的終極問題，例如〈簡論福音四書〉、〈我的信仰〉、〈何為藝術？〉等等均為名篇。他鼓吹的哲學是戛戛獨造的基督教人本主義，以素食、禁慾、反對暴力為主。一九○一年，東正教會認定他離經叛道，將他逐出教門。他就在那一年離開莫斯科，全家遷回故鄉。自此他更反璞歸真，一心求道，並教化自己農莊上的農民。
論者多敬佩托翁追求真理並刻苦力行的精神，也不免有朋友如屠格涅夫者惋惜他拋棄了藝術。我願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我的尊敬給予托爾斯泰，但我的同情卻要給予他的夫人。我常覺得，出一個天才，是民族之幸，卻常是家庭的不幸。托翁是不世的天才，更是曠古的偉人。天才堅持自我，偉人必堅持原則，所以就難以照顧家人。托翁要生活得像農民，夫人被迫放棄高雅的社交。托翁否定藝術，宣揚宗教，夫人熱愛藝術，覺得說教的文章沒有美感，卻不得不為丈夫辛苦抄稿。托翁為了原則拒收版稅，夫人卻要為家計操心。托翁要禁慾，夫人勢必失去一個親密的丈夫。為了自己成聖成賢，夫人就得忍受這一切嗎？
托翁故居的畫冊印得小巧精美，十分清晰，但我們走進去後，戶內卻是影多於光，滿是滄桑之感。也許為了省電，許多房間都未裝燈，保持十九世紀末無電古宅的陰翳。守館的老媼要我們套上大布拖鞋才上樓去。二樓的大客廳是托府宴客之地，年輕的拉赫曼尼諾夫曾在此為男低音沙里亞賓鋼琴伴奏。
書房相當寬敞，卻遠在走廊盡頭，明窗對着花園，市聲無由侵擾。最令人低迴的當然是文豪的書桌，因為那正是一個偉大的心靈面對全世界訴說自己終極關懷的地方。桌當明窗的右方，我估計長約一百八十公分，寬約八十公分，四沿均有十公分高、用整齊的細柱支撐的纖長圍欄，只在作者座前空出一百公分，讓他擱肘書寫。
桌上並無飾物，只擺了兩具木製的插筆架、一個孔雀石墨水瓶、一個有把手的木背吸墨章、四個信盒，和兩座青銅燭台。最引人遐想的該是古色斑爛的燭台了，一左一右，百多年前曾照着《復活》的作者，灰白的鬚髮在夜色深處飄蓬，濃眉壓住低睫，左肘支桌，戴指環的右手握着沾墨水筆，正向粗糙的大稿紙上，把俄文的三十三個奇異字母，一排排向右刻劃過去。筆尖沙沙，那一對燭台高擎的清輝，曾經照徹了帝俄的文壇。
然而托爾斯泰絕非文弱書生，他每天都要騎馬或者長程散步，冬天還要溜冰。連他的夫人索菲亞也是溜冰健將，常在市中心的溜冰場迎風迴旋，後面一長串跟着七個子女。在書房隔壁的盥洗室裏，還陳列着一對啞鈴、一輛腳踏車：老作家用啞鈴來練身，至於腳踏車，則是他六十七歲才開始學騎的。
托爾斯泰的故居在城之西南，已經是近郊了，那條街也就叫托爾斯泰街。契訶夫的故居遠在城西，卻還算市中心的西緣。不知為何，從契訶夫地鐵站出來，竟要走七、八條街才到他故居。
契訶夫是農奴的後人，父親是一個失意的店主。二十四歲時他醫科畢業，這故居是他二十六歲到三十歲的寓所，同住的是他的父母與弟妹。家計主要靠他維持，所以要在看病之餘他才有暇寫作。診所就設在靠近大門的一間，掛有銅牌，上刻「A·P·契訶夫醫師」。
契訶夫是帝俄後期傑出的短篇小說家兼劇作家，但和托爾斯泰相比，不但是年輕三十二歲的晚輩，而且出身平民，又因久患肺病，四十四歲便病故了，不像托翁那麼長壽，所以生前的名望沒有那麼顯赫。何況他在莫斯科城西的故宅不過住了四年，也不像托翁故宅定居之久，是以館內所陳，當年的文物不多，未能保留令人悠然思古的氣氛。
那四年中，年輕的契訶夫還正起步，只寫了《伊凡諾夫》等作品，真正的名劇，例如《海鷗》及《櫻桃園》等，尚有待來日，所以為了加強陳列的內容，館方就把日後這些名劇的海報、與許多作品的初版珍本，加添進去。
牆上掛了契訶夫不少照片，都頗動人：年輕時相當俊美，開始並不蓄鬚，後來髭鬚漸密，顯得有點花白，眉間皺紋乃有滄桑之氣，帶着一股清愁。有一張常在書上見到，溫柔而略帶笑意的眼神從夾鼻眼鏡後望出來，白淺領上整潔地繫着斜紋的領結，但上面的髭鬚更形蓬鬆，以四十歲的人說來是老得早些，但不失為一中年美男子，和托翁老而益壯的氣概全然不同。
俄羅斯是變了，比我們預期的變得更快，也變得更多。莫斯科的雲天不再飄揚紅旗，東正教的古教堂舉向初夏的涼風中的，是一球球數不清的亮金圓頂。聖像在聖堂裏全都醒了過來，神眼灼灼，但街頭的列寧、史達林、傑爾辛斯基（國安會，俗稱 KGB 的首領）等的布爾什維克聖像，全不見了。這些蘇維埃聖蹟多半給拖去莫斯科河邊，堆在克靈橋下的「廢像墳場」（Graveyard of Fallen
Monuments）裏了。
五月底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筆會年會，由俄羅斯筆會主辦。地主國的會長畢托夫早就向各國作家鼓吹過遠去他們首都開會的好處，其中一項是「可以參觀我們的監牢」。這黑色幽默令各國作家為之一凜。
現在各國作家都來了，翻開議程，第一案赫然是俄國筆會自己提出，要各國作家一起譴責俄國當局對弱小的車臣再度動武。在開幕典禮上，畢托夫面對媒體，鄭重重申此意。去年諾貝爾獎得主葛拉斯也以貴賓身份演說，指出二十世紀以強凌弱的沙文主義並未住手，作家們應效法歐威爾、索忍尼辛寫書作證，由歷史來審判屠夫。
這石破天驚的空前壯舉，令全場的作家們震驚、振奮。八十年來這樣的場面竟發生在克里姆林的鼻息下，簡直不可思議。俄羅斯的良心並未完全塵封在作家故居的陰影裏，就在此刻，鎂光明滅的會場仍聽得見它在劇跳。
會場外，有小販兜售俄羅斯木偶，沈謙買了一個：最外面的一層是新總統普丁（通譯普京）的漫畫像，誇張得滑稽，上下對分剝開，竟是葉爾欽的面貌；如是層層解套，依次剝出來戈巴契夫、布列茲涅夫、赫魯曉夫、史達林、列寧……令人臉上發笑，心底發毛。
俄羅斯似乎是解放了，從鐮刀與斧頭的獰影之下：八十年前，它發誓要解放全世界的。但是從莫斯科回來才半個多月，卻在報上讀到克里姆林宮逮捕古辛斯基的消息。四十七歲的古辛期基崛起於經濟改革，活躍於政商兩界，目前主持的「媒體橋」（Media Most）集團，常在電視上諷刺新政府，六月十四日終以侵佔公款的罪名被捕。新聞界認為：俄國當局此舉其實是在恫嚇超然的媒體。
一九九七年，莫斯科剛慶祝建城八百五十年，海報上以新國旗的紅藍白三色為圖案，繪出聖喬治馬上揮戈，奮力屠龍的英姿。聖喬治是歐洲不少名城的守護神，各國爭相祈求他保佑。巴塞隆納市政廳的門首，也浮雕着他屠龍的形象。在莫斯科，紅場北面的入口處，拱形的復活門端，有這位天使長躍馬伏龍的鑲嵌聖像：只見聖喬治光輪赫赫，紅巾飄飄，威武非常。這方牌聖像在一九三一年，正當史達林獨裁時代，曾隨復活門一併被毀，到一九九五年才因重建而再度俯佑紅場。
基督教的傳統以龍為魔鬼之象徵，使人聯想到基督再臨前亂世的反基督（Anti-Christ）。其實歐洲人早已把希特勒、史達林認做反基督了。
然則俯臨紅場的聖喬治，果真是戈巴契夫嗎？而那條惡龍呢，是躺在列寧陵寢裏的一位呢？還是後來才躺進去而幾年後又被趕出來的一位？也許這些都太落伍了。聖喬治就是東正教，而惡龍就是蘇維埃，或是該屠而仍然未屠的核子武器？
——二○○○年六月十六日
摘自《青銅一夢》
